解决失衡将会是未来数年欧元区面临的主要挑战，这要求欧元区各国做出严肃的政治承诺。
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重衰退已经结束，欧元区现正在温和复苏。尽管风险尚存，OECD仍然预测欧元区未来两年的年增长率在1.5%到2%之间。复苏最初是由来自中国等国强劲的进口需求所支撑的，但现在，不断增长的国内消费和投资已经替代了出口，起到了更大的拉动作用。失业率短期内仍会高于9%，但就业机会已在增加。
此次危机是对欧元区在严重衰退时期稳健性的第一次重大考验。货币联盟在某些方面证明了自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力。欧洲央行清晰的指令、灵活的方式以及快速的应对帮助银行体系迅速恢复了稳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连同宽松的财政政策和支持银行系统的措施，有效地支撑了金融中介和经济活动。
希腊和爱尔兰等欧元区国家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是其过去十年间经济、财政和金融失衡的结果。正如OECD《欧元区经济调查》（2010年）所强调的，在未来一年及以后的若干年中，欧元区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解决这些失衡问题，并制定政策以使其在未来更加稳健。
如何根治危机之本
尽管市场的反应不可预测，但2010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也并非凭空发生。在经济上行期，欧元区很多国家的经济、金融和财政的过度失衡已在不断累积。这不仅阻碍了货币联盟的有效运作，还使得危机前系统的脆弱性不断加剧。政府和市场都没有稳定住冲击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范围，有缺陷的政策设置和结构性问题又加剧了这些压力。
在经济上行期，外部失衡的规模和持续性也非常显著：从2002年到2007年，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常账户逆差平均达到了GDP总量的7%，而芬兰、德国和荷兰的顺差却超过了GDP的5%。当然，货币联盟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欧元区各国之间更有效地配置资本。但是，OECD的分析显示，储蓄与投资在国家间的严重错配，已经不是仅凭经济基本面就能解释的了。
欧元区各国面临着一系列各种不同的潜在压力，包括：“追赶”增长、低收入经济体过于乐观的增长期望、金融自由化、国家结构改革和不同的人口压力等。而各国间不同的实际利率又起了破坏稳定的作用。实际的低利率一度引发了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国强劲的信贷和房价周期。繁荣行业带来的工资和价格上涨压力损害了一些国家的竞争力，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落后的生产力更是加重了这种影响。除了希腊，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私营部门而非公共财政领域。
但在光谱的另一端，德国却进行着一系列独特的经济调整，重塑了自己的竞争地位，并进行了必要的结构改革。虽然欧元区对全球金融市场开放，但是如德国这样的顺差国家存在的强储蓄和弱投资问题，以及金融监管的缺陷，使得资金流入了过热经济体。
强劲的国内需求和实际的低利率导致了金融加速器效应，强化了一些经济过热国家的正面冲击。2002年到2007年间，在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对实体经济的贷款每年以20%左右的平均增长率增长；而此期间，德国的这一数值却没有变化；其他顺差国家的增长率也只是接近5%。这些国家非金融部门信贷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国内的信贷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通过欧洲银行系统实现的储蓄从顺差国到逆差国的再循环。
尽管欧盟在整体层面金融一体化的程度很高，但各国的银行主要还是国家内部的非金融借款人和存款人之间的中介。这就导致了风险在一国内部的聚积，而不是在整个欧元区进行有效的分散。国际银行的信贷流动通常本质上是短期的，这又导致了借款国高风险的期限错配。此时，金融监管和监督的不足就极大地鼓励了冒险行为的增加，一些国家的监管缺陷和有效宏观审慎监管的缺乏更加助长了这种冒险行为。
无论是逆差还是顺差国家，实现再平衡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随着部分欧元区国家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上升，以及本国银行融资压力的增加，一些经济体现在处境困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对希腊和爱尔兰的联合救助计划已经就绪，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也将会给欧元区各国提供重要的安全网，只是要接受严苛的条件。
某些欧元区国家已经开始了一些基本的经济调整。但在逆差国家，调整是非常困难的，价格和工资必须调整才能恢复国际竞争力，资源也必须从繁荣时期发展过于庞大的国内重点行业转移。这可能需要一定的工资和价格限制。价格调整所面对的制度性障碍也应消除。工资和价格削减措施是不可排除的，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逆差国家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从而促进其生产力的提高，使成本重新回到合理水平。同时，必要的统一的财政政策应该是“顺周期”的，应主要提高有助于促进长期表现的消费支出，同时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作为调整的一部分，过度顺差的国家应该努力改善自身的经济运行。尤其是要进行能够提高内需，改善非贸易部门前景的结构性改革，使经济走上更加平衡的增长道路。
如何让货币联盟更稳定
经济、金融和财政的失衡是欧元区高效、稳定运行的最主要障碍，一方面是由于它们对很多国家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区内国家间的溢出效应。
欧元区的体制框架并没有准备来预防经济、金融和财政的失衡。结果是，危机期间，危机管理工具之间的脱节阻碍了经济解决方案的实施。这使得欧元区经济和金融管理的全面改革成为必需。随着危机结束，一场重要改革已在欧盟悄然发生。
――改革原则。
解决失衡问题的改革应该基于以下四项原则：
其一，作为一揽子计划的不同部分，财政、金融和结构性政策应协调一致。
其二，要制定政策来预防失衡，管理危机。有效而一致的解决工具可以通过减少道德风险来降低失衡累积发生的可能性。
其三，不同国家应用不同政策来稳定本国经济。只是这些政策需要受约于同一个框架，从而避免溢出效应，尤其是传染导致的溢出效应。
其四，制度的加强和市场规则有效性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而且，由于任何一种政策都具有缺陷，两种工具的同时使用会更具稳健性。
――加强财政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基础薄弱的财政状况并非欧元区失衡发生的主要原因。然而，大多数国家的预算都太过宽松。在某些国家，来自信贷周期的超额收入都被花光， 而不是用来改善财政状况或准备未来的养老金支出。薄弱的财政状况限制了预算在危机中的回旋余地。
――改革的三大支柱。
第一大支柱就是更强的市场纪律。一个可信的财政危机管理机制需要实现这一点。
降低道德风险、让限制性作为关键因素会是未来任何危机管理框架的基本特征。欧洲稳定机制（ESM）的创建遵循了《调查》的建议：对于有偿付能力但又面临流动性压力的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流动性支持机制，但要遵守严格的限制性条件。条件不满足，资金支持就会受限。
重组将会使私营部门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原则，同时受到集体行动条款的协助，此条款将会在2013年后纳入证券发行规则。要让市场纪律更加有效，财政状况的监管和透明度就必须加强，尤其是债务和表外业务方面。欧盟层面的审计权力已经在加强。考虑到由此带来的外部性，债务管理应是财政监管的重中之重。
政府和银行间过度亲密的关系已是一个关键问题。2010年7月的欧盟压力测试表明：欧洲银行倾向于对本国政府债务持有大量的风险敞口。这种偏见在主权方面可能削弱市场纪律作用，同时也创造了过度的风险敞口。
此外，政府债务压力所造成的后果在银行过度风险敞口的影响下不断增加。一般情况下，欧洲主权债务风险敞口总是受到金融监管的过分优待，其在银行账簿里被归类为“无风险”资产。金融监管应该对所有风险一视同仁。
改革的第二大支柱是更好地执行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SGP）制定的基本财政标准。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特别小组已经提出了改革的关键要素：对债务占比从超过GDP的 60%逐步下降进行合理可操作的定义；依据公约的两大“武器”进行更可靠的制裁，包括“预防性武器”。关键的一点是采取事前防御和事后的逐步制裁，这可能比原本的事后罚款更加有效。
制裁应该能够扭转大多数投票的结果，做到准自动化应用。这能增加委员会建议通过的可能性。但也存在一定风险，因为新规定可能会导致行为的转变，使新程序以一种相反的方式改变投票的激励因素。据此，一些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加温和的措施来抵消改革的影响。
第三大支柱就是要加强国家财政框架。
只要财政政策仍然是国家的主权，欧盟层面的机构所能取得的成果就是有限的。因此，所有国家都应建立独立的国家财政委员会，帮助实现财政的可持续性，保证经济自动维稳和其他措施的执行，从而稳定国民经济。
委员会应该负责制定详细的财政预测、财政状况分析和国家财政规则实施的事后评估。对这些机构独立性和相关性的政治承诺也是必不可少的。
――使金融系统更稳定。
金融监管架构的缺陷加剧了欧元区和OECD其他国家的问题。微观审慎监管的差异营造了一个容易过度冒险的环境：资本缓冲规模过小；资本质量不高；银行模型低估风险；风险表外化脱离监管。
此外，流动性风险监管不足，系统性风险因为当局基本上未能对抗信贷周期，也不断累积。一些大型系统性重要的银行又加剧了失衡和脆弱性的发展。欧洲分散的监管架构无法对大型跨境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当金融危机来袭，跨境救援的协调问题重重，有效解决问题则更加复杂。
应该加强微观审慎监管，提高危机管理能力，更好地依据当前的举措管理跨境溢出效应。欧洲监管局（ESAs）的建立以及监管体系向大型跨境银行的扩展是一项重大成就。限制欧洲监管局权力的财政保障措施应该在小范围内应用。应为大型跨境机构建立共同的监管数据库，对一些如不良贷款等的关键变量给出统一的定义。对未来可预见的新的监管安排的评价，应当分析是否需要更多促进一体化的举措，是否比单一的监管更加有效。
欧盟和国家层面的宏观审慎监管将有助于管理冒险行为。以国家信贷增长为基础的反周期资本缓冲会是一个重要工具。危机管理能力应有所加强，同时将其纳入所有国家的决议权力和明确的负担分摊机制。
更多的结构性改革
恢复经济活力的主要政策工具就是恰当的结构政策设置。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改革之所以具有重大作用，是因为经常账户失衡部分程度上是国内结构政策设置所造成的。
提高经济灵活性的结构性改革，将不仅有助于处理失衡所带来的后果，也有助于确保各国经济以一种更为平衡的方式发展，对需求过剩的国家如此，对内需相对疲软的国家更是如此。
经济结构应适应货币联盟的规定。工资增长与生产力相适应才能避免竞争力扭曲，这一点至关重要。尽管欧元区各国有各种工资谈判机构，但更重要的应是它们都运行良好。比利时、卢森堡、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等国以各种形式存在的自动化工资指数，是调整的重要障碍。
整个行业薪资支付的法律延伸问题也尤为严重，因为工会既没有将其行动的成本内化，也没使其结果接近分散化市场的结果。
设计不合理的住房政策扭曲了需求，人为地限制了供给，进而加剧了房价周期，使房地产热代价高昂。这些政策都应被消除。
尽管2010年的增长和持续复苏的前景令人鼓舞，但解决失衡将会是未来数年欧元区面临的主要挑战。必须采取果断行动，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推动一些国家的经济调整。
同时，为了欧元区的长期稳定，还必须进行一些重大改革。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要确保现在的改革建议得到有效执行。这要求欧元区各国做出严肃的政治承诺，共同努力推行健全的政策。
皮埃尔・卡洛・帕多安（Pier Carlo Padoan）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副秘书长兼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