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处于变革之中。好消息是，中国经济的外部再平衡成绩斐然。坏消息是，这一成绩是以内部失衡加剧为代价取得的。
中国的国际收支余额就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2003-2007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8%升至10.1%;到2011年时，又骤降至2.9%。同期，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先是飙升，随后又降了下来。
按照正统理论，经常账户盈余和赤字反映的是人们自愿做出的储蓄和投资决定：中国等储蓄盈余的国家输出资本，而储蓄不足的国家则输入资本。如此一来，盈余国家便享有较高的储蓄回报率，赤字国家则享有较低的投资成本。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中国即是如此）似乎有点古怪，但依照上述观点，我们没假设中国在未来10年能保持每年7%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依然较高）。同时假设，投资(包括存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50%降至仍然很高的40%―这样假设是因为，为了支撑较低的增长率，投资所占的比重必须下降。再假设，外部盈余仍为GDP的3%。为了实现7%的GDP预期增长率，（公共及私人）消费必须以9%的实际增长率增长，投资则须以4.6%的增长率增长。这将是一个惊人的逆转。如果收入分配不向家庭部门大幅倾斜，这个逆转就不可能实现。而这又要求在金融体系、公司治理、甚至中国的权力结构方面进行全面改革。此外还存在一个风险，即这类改革导致的投资下降将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消费增长。结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硬着陆。
在消除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及贸易顺差方面，中国做得比我预想的好得多。然而，导致这一转变的中国国内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激增至更加令人目眩的水平，同时人民币实际汇率走高。
但是，中国国内现在必须做出的调整也因此比危机前更大。如果外部盈余占GDP的比重保持不变、同时经济增长率下降，那么，消费和投资的相对增长率就必须大幅逆转。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过去15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这可行么？或许可行。但它要求消费相对于投资出现大幅增长。在经济继续增长的前提下，这可能实现么？没人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