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IMF年会清楚地表明，欧洲和国际社会对经济政策还是一头雾水。财政领导人们――不管是财政部长还是私人财政机构――不断地念念有词，说危机国必须收拾好自己的房子，削减自己的债务，降低自己的国民债务水平，实施结构性改革，并努力刺激增长。需要重塑信心这一点被反复重申。
这些把持着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私人银行老板高位的大佬们几乎把全球金融系统拉下悬崖，造成的混乱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有些“难能可贵”。更糟糕的是，这不啻缘木求鱼。在危机经济体深陷衰退的时候，如何重塑信心？在紧缩几乎肯定会进一步拖累总需求、使产出和就业继续恶化的时候，如何重塑增长？
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市场不能靠自己稳定下来。市场不但一再造成不稳定的资产泡沫，当需求疲软时，市场还会形成加剧下滑趋势的力量。失业以及对失业蔓延的担心压低了工资、收入和消费，从而拖累了总需求。家庭形成速度的下降――比如，年青一代美国人越来越多地搬回家去和父母同住――抑制了房价，导致了更多的人被剥夺了按揭权。实行平衡预算框架的国家被迫削减预算，因为税收收入降低了――这就是欧洲一根筋地力行不懈的“动摇器”（destabilizer）。
我们可以采取替代措施。德国等国家拥有财政机动的空间，用之进行投资可以提振长期增长，并对欧洲其他国家形成积极的溢出效应。一条早已为人所知的原理是税收和支出的平衡扩张能刺激经济，如果有一个设计良好的计划（对尖端人士征税，并增加教育方面的支出），GDP和就业将能有巨大改善。
整体而言，欧洲的财政状况并不差：其债务-GDP比率比美国还要好。如果美国的每个州都需要对自身预算完全负责（包括支付所有失业保险），那么美国也将爆发财政危机。美国的经验是显而易见的：部分之和大于整体。如果欧洲（特别是欧洲央行）可以借款并转手放贷，那么欧洲债务的维持成本就会下降，从而为刺激增长和就业的支出创造空间。
欧洲内部已经有了合适的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可以帮助资金受困国为必须的投资融资。欧洲投资银行应该加大贷款力度。中小企业――就业创造的主力军，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银行信用的收缩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尤重。
欧洲之所以一根筋地死抓紧缩不放，是因为他们误诊了问题。希腊确实是指出过度，但西班牙和爱尔兰在危机前财政都有盈余，债务-GDP比率也很低。大谈审慎财政可谓使错了力。把这一点当真，甚至采取严厉的预算框架只能适得其反。不论欧洲的问题是暂时性的还是基础性的――比如，欧元区远非“最优”货币区，且自由贸易和人口自由流动地区的税收竞赛会拖垮原本健康的国家――紧缩肯定只能让情况更加糟糕。
欧洲忙不迭采取紧缩措施的后果将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可能会很严重。如果欧元可以幸存下来，那也是以高失业和多重痛苦（特别是对危机国家来说）为代价的。而危机本身几乎肯定会蔓延开来。一边建防火墙一边火上浇油，最后只能是无功而返，这就是欧洲正在做的事情：还没有哪个大型经济体――欧洲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曾经通过紧缩带来过复苏。
因此，社会最宝贵的资产――人力资本正在被浪费甚至摧毁。年轻人长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一些国家年轻人失业率正在达到或超过50%，且自2008年以来便一直处于难以接受的高水平――对社会产生了离心感。即使他们最终找到了工作，工资也会低得多。通常，青年时代是积累技能的时期，而现在的年轻人却在流失技能。
如此多的国家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地震、洪水、台风、飓风、海啸，等等――而人造灾难更是雪上加霜。但这正是欧洲做的事情。事实上，欧洲领导人故意忽视历史教训可以说是一种犯罪。
欧洲――特别是欧洲穷人和年轻人――所正在经历的痛苦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找到替代方案。但迟迟不行动将带来高昂的代价，而欧洲正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有《自由落体：自由市场和全球经济的沉沦》